寻找“饥饿”
当年的“饥饿”沉默在乡村里，吴文光和一群80后年轻人试图展开一次跋涉，一点一点去寻找那些记忆，以免它们永远被埋葬。
中国新闻周刊 | 刘炎迅
吴文光留着圆寸，戴着黑框眼镜，穿着黑色对襟中式外套，在草场地并不引人注目，对于初来乍到者而言，他就像这片北京东北部城郊结合部的本地居民一样，自然地融化在灰色混杂的环境里。
这位1956年生于云南昆明的导演，经历丰富，1974年中学毕业后到农村当“知识青年”务农，1978年国家开始推进改革开放时，吴文光进入云南大学中文系读书，四年后，他毕业了，在昆明和新疆的中学教了几年书，然后又跑到昆明电视台做了记者，整天接触形形色色的人。
当时的吴文光，就像一头荷尔蒙分泌旺盛的公牛，并不想暗暗沉没到司空见惯的生活里，于是在1988年，他来到北京，开始写作和拍摄纪录片。
多年之后，他在这一领域已小有名气，所拍摄的纪录片在国际上屡屡获奖，还被称为“中国独立纪录片之父”。然而四处拍片过程中，他逐渐发现，有些历史的细节散落在民间，就像风口的岩石，一天天风化，消失。最让他感兴趣的是1959至1961这三年的民间细节，故事丰富而沉重，却无人问津，尤其在广阔的乡村，这些故事正随着他们的经历者不断衰老，有些人死了，有些人还活着，吴文光觉得，有必要去记录他们，这是在抢救历史细节。
历史越细节，越真实。
这就是“民间记忆影像计划”的源头。这个以“饥饿”为主题的民间记忆影像，集合了220个曾经历过1959年至1961年的老人的回忆，他们分布在8个省80个村子和城镇(绝大部分来自农村)，从55岁到97岁，全部是第一次面对镜头，讲述50年前的饥饿经历。
这个被俗称为寻找“饥饿”记忆的计划，开始于2010年，参与拍摄者最大60多岁，最小的19岁。
吴文光说，打捞历史，也是在打捞沉默的乡村，那些村庄发生过太多故事，而在历史书的宏大叙事之下，乡村叙事是缺席的。
那些村子里70岁以上老人，大部分是文盲，他们真正开始经历人生，是从1949年开始。从50年代到70年代，是一个人从青年到中年最重要的年华，在吴文光看来，这些老人可以形容为“蚂蚁一样的生命”，他们的人生记忆自然地被忽略，被遗忘，被掩埋，成了理所当然的“沉默的大多数”。
但记忆不被记录，就永远被深埋，吴文光说。而帮助他完成拯救这些记忆工作的，是一群二十几岁、出生于1980年代、对那段历史完全无知的年轻人。
25岁的邹雪平，是吴文光在中国美术学院纪录片课程的学生。女孩儿2009年毕业后，跟着吴老师到了草场地。邹雪平和吴文光一样，也来自农村，当他们进入熟悉的乡土田野，走在村落鸡鸣狗吠中时，感到说不出的自在。
就像潜意识涌动，邹雪平回到老家——山东阳信县邹家村，她想拍摄奶奶和村庄。当时寻找“饥饿”的计划尚未成型，吴文光也在心里琢磨，应该怎么开始。
当邹雪平拿着拍好的片子过来时，吴文光觉得，这就是他想要的，于是，邹雪平意外地成为寻找“饥饿”计划的最早行动者之一。
她给自己的纪录片取名为《饥饿的村子》，讲述了奶奶临终前最后两年里，回忆当年饥饿的故事，其中还有村庄里其他老人的回忆。
另一位24岁的女孩章梦奇，回到老家湖北随州钓鱼台村，拍摄了《自画像：47公里》，今年，这部片子入选巴黎真实电影节。另一部由贾楠楠拍摄的《贾福奎的冬天》，则在今年入选了芬兰坦佩雷电影节。
在参与者中，小银是吴文光特别关注的人之一，她本名李新民，来自云南高山农村，18岁到北京草场地吴文光工作室。起初，她在厨房打杂，后来跟着上舞台做身体训练。2009年10月，又跟着其他年轻人一起演出“饥饿”剧场，在演出结尾时，小银的长段独白诉说自己来自那个贫困山区的身世，不是表演，是内心迸发。
她的表现让吴文光刮目相看，后来小银决定要回村，也要采访老人，也要拍自己的片子，寻找家乡的饥饿记忆。
这些年轻的参与者，大多是80后年轻人，吴文光说，认真地回到故乡的村庄，与所有人聊天，寻找一切可能发现的历史遗存，整个过程都是记忆。
这个冬天是民间记忆计划的第三个冬天，他们有三个月左右在各自村子。参与者除了原有的约30人外，还有来自美院的40名学生。
吴文光此前受邀去给西安美院的学生上纪录片课程，他在中国美院和天津美院开同样课，他建议学生们参与到“民间记忆计划下的纪录片实践课”。
所有参与的学生，目前采访影像已经完成，并有采访文本的整理。现在他们正在剪辑纪录片，做最后的工作——整理和返回村子及寻找记忆主题有关的一切材料。
年轻人罗兵，是邹雪平的大学同学，也是寻找“饥饿”的参与者之一，他用几年的时间，跟踪采访拍摄故乡罗家屋村的那些老人，获得大量素材，最后剪辑出了一部80分钟的纪录片，取名为《罗家屋：我和任定其》。
罗兵说，这是他的第一部纪录片，也是大学毕业一年后选择以一种新的生活方式的开始。
在纪录片里，罗兵一次次拍摄被推开的门的特写。这是一个意味深长的画面。拍摄纪录片，寻找当年的历史，其实也是在推开一道道门，去深入当时的现场和记忆。而有时门上挂着一把大锁，不过是在暗示这种深入困难重重。
任定其是罗家屋的一位老人，在寻访中，罗兵得知他写过一本回忆录，记录着当年饥饿的历史。于是找过去，想看看任定其的回忆录。纪录片的故事，就在罗兵和任定其之间展开。
任定其的《天地无情回忆录》，全部用工整的蓝色圆珠笔写在作业本上，密密麻麻，有很多繁体字，记录了当年饥饿的残酷故事。他最初并不愿拿出来，多年来，他不过时常拿出来自己看看，然后流下眼泪。
这是个看上去像知识分子的农村老人，说话慢条斯理，脸上带着某种不可名状的谦虚的微笑，但说到那些饥饿的回忆，以及伴生的残酷的人与人斗争的故事，他的微笑就像不慎滴在热锅边沿的水珠，很快蒸发。
但也不是特别悲伤，而是一脸木讷，然后眼泪静悄悄地往下流。
让年轻人回到故乡，拿着摄像机去拍自己的村子，像一棵树拍另一棵树，但寻找“饥饿”的拍摄，进行了好几年。最初并不顺利，任定其忧心忡忡，他曾一脸严肃地对罗兵说，他的“兄弟和侄伢子全反对这个事……说一搞出来怕吃亏，又跟文化大革命样，被打成右派”。
类似罗兵这样的寻找和记录，每一个参与的年轻人都有各自的细节发现。李新民采访她的外公，外公告诉她，那时只有干部能吃饱，叔叔因为偷了包谷，被捆在树上，逼着上吊死了。
另一位女孩王艺璇在寻找饥饿时，一位老人告诉她，饥饿的那三年叫做“过苦日子”。最饿的时候，大家吃的是小麦秸秆、树皮，还有人把绳子煮了吃。很多人得了浮肿病，还有饿死的。他说，如果有人藏粮食，村里人知道了就互相告发，开批斗会，因为营养不良，女人都不来月经。
虽然过去多年，旧事重提时，村里人还是心有余悸，常有老人摆手拒绝，“不敢再说，说了就心里难受。”而他们的子孙，则更多的是担心，怕乱说话引来现实的麻烦。
回到乡村的年轻人，就像爬山客，一点一点去爬坡。吴文光则形容他们：“是在村子里匍匐，不是散步，是潜入，是打洞，现实多坚硬啊，匍匐是需要勇气的。”
章梦奇是舞蹈专业出身，回村拍《自画像：47公里》时，突然有个灵感，她想在村子里上演一出舞蹈，让乡亲们来看，重新解读当年的“饥饿”，于是，今年冬天回村，她把采访饥饿而创作的舞蹈带给村民，包括那些接受和帮助她采访的老人看。
邹雪平也受到启发，也在村子做演出，算是给村民的一个反馈。吴文光说，这些年轻纪录片人或舞蹈者，不是选择一个村子去隐居，是进入和卷入村子现实。
这些进入村庄的表演，不是常规意义上的演出，而更像一场形式单调的行为艺术。
对于邹雪平来说，3月17日在村子里的空地上，请村里老人们坐下来，表演就开始了。
邹雪平说：“我们准备了老人讲过的树皮、麦子苗、棉花种、野菜叶子、树根放在一个筛子里面，每一个食物后面都有一个故事。”
用这样的方式，他们试图打通历史和现实的乡村联系。
还有一种表演，是和老人一起的生活。比如文慧，她是一名专业的舞蹈演员，她回到老家，寻找家族中的一个83岁老人——三奶奶苏美玲，她有很多“饥饿”的记忆。
文慧和老人共处了20多天，期间，每天的日常起居，都在进行着舞蹈，有一些舞蹈，是在粮仓里完成的，在稻谷之间，跳起即兴的舞蹈，一边回忆当年的饥饿，全程用录像机拍摄下来，这是对当年记忆的特殊反应。
舞蹈之外，吴文光和年轻的纪录片人今年回到乡村的另一件事情，就是立碑。这是民间记忆影像计划的一个具体深入动作——“调查统计三年逝者”，为逝者建立墓碑。
邹雪平一直在村里调查“1959年至1961年因饥饿逝世者”信息，她将所有逝者统计入册，然后刻在石碑上，今年3月15日，1米6高、7公分厚的墓碑竖立起来，碑文写着：“……三年饥荒期间，本村共41户、165口人，生活极度困难，共有37人因饥饿去世，涉及17户……”
按照村里习俗，“碑修好，我们一起把鞭炮放了，把纸烧了，算是记忆的一个小礼仪吧。”如今，已经有三个村庄完成立碑。
吴文光在草场地的工作室有一个很大的室内舞台，黝黑的木地板，四四方方地铺在一个类似仓库一样的屋子里，他们不定期上演有关记忆和饥饿的舞台剧。
在吴文光看来，这是呈现，也是寻找的一个出口，更联系到了现实，让城市人来看到当年的“饥饿”。
北京的冬天干燥寒冷，在这样的“仓库”里排演剧目，更能感受到空气的冷冽。而他们并不在乎，“这不正暗合了历史的冷冽吗?”
如今，剧场作品《回忆：饥饿》选入维也纳国际艺术节，今年5月将去演出。所有演出者都是来自“民间记忆影像计划”的参与者，他们中，除了章梦奇是专业舞者，其他都是非专业，且第一次上舞台，年纪最大的，是61岁湖南农民贾之坦。
该作品是吴文光和妻子文慧的生活舞蹈工作室“记忆系列”的第二部作品，生活舞蹈工作室于2008年创作了《回忆》，有关60年代文化大革命期间的个人记忆。作品完成之后，吴文光和文慧便有了“遗忘时代中继续记忆”的想法，两年后创作了《记忆：饥饿》，作品的记忆焦点是发生在50年前的“三年自然灾难”(1959年至1961年)。
这台表演，长达8个小时，考验着演出者和观众的耐性。吴文光和他的团队觉得，进入历史，从来都不容易。每一次都是时间的跋涉。
“我们都是‘饥饿的人’，现在走在返回自己村子的路上。这些村子在山东、湖南、河北、湖北、河南、云南、辽宁、福建……”演出从这里开始。
轮到章梦奇上台表演，她是舞蹈专业出生，但此刻“语言”才是她最大的舞蹈，舞台营造了蒙太奇的虚构效果，她的“语言的舞蹈”却真实扎人，当她拿着摄影机回到故乡寻找“饥饿”时，有太多的人围过来说：“不要搞那个事，会犯错误的。”
61岁的农民贾之坦也在诉说：“我永远忘不了我的小妹妹的死。”
1958年出生的妹妹，很瘦，稀疏的头发黄黄的，也没有人帮她梳头，她总是端着一个空木碗，不肯放下，哀求着：妈妈，我想吃番薯……天还没亮，当时还是少年的贾之坦就被妈妈的哭声惊醒，妹妹躺在床上再也不说话了……
演出的剧照，被吴文光放在博客上，黑色的舞台背景，集中的光束照耀下，表演者一边舞蹈，一边讲述各自真实的记忆，与其说是在表演，不如说是在呈现。
3月将尽的北京，春寒料峭，吴文光和伙伴们刚刚结束了一段回村拍摄的工作，从云南回到草场地，很疲倦，但依然兴奋，他说寻找“饥饿”是个漫长的旅途，现在才刚刚开始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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